【蕅益(智旭)大師的戒律觀】

【蕅益(智旭)大師的戒律觀】 智旭大師一生持戒謹嚴，覺不能清淨受持戒律，故自退比丘戒。 他發願復興戒律，除了致力於講戒之外，也註釋律本，他的戒律觀強調的是個人持戒的精嚴，而非以僧團清規的遵守為主。 身為晚明四大師之一的蕅益智旭大師（一五九九—一六五五），一生持戒謹嚴，覺受比丘戒，但不能清淨地持受，故自退比丘戒，當菩薩沙彌。四十六歲時，又退菩薩沙彌所有淨戒，只當是個「退作但三皈依人」。 智旭大師出家後一直留意宗乘，但每至功夫將得力時，必被障緣侵惱。因此想到佛滅度後，交代弟子要「以戒為師」，而他本人二十五歲於雙徑坐禪時，仍不知出家受戒一事，不知何為如法，何為不如法。因杭州雲棲寺有學戒科，所以於二十五歲時，從天台山躡冰冒雪來到雲棲受具足戒。 這是智旭大師出家後，以受戒為基，開啟他一生復興戒律的志業。二十七歲第一次閱律，三十歲第二次，三十二歲第三次，因此奠下熟知戒律的基礎。智旭大師發願能復興戒律，除了致力於講戒之外，他也註釋律本，如《重治毘尼事義集要》、《梵網經合註》等，皆是他孜孜不倦努力的成果。此外，他為復興戒法，更力求五比丘如法共住，以令正法重興。何謂「五比丘如法共住，令正法重興」，依釋聖嚴之研究： 在《根本薩婆多部律攝》與《十誦律》的記載，如果是處身在佛法不傳行的邊地時，假若只有五位持律的比丘，也是可以傳承戒律。(1) 因為智旭大師三十二歲時，即認為戒法傳到明末已是「但見聞諸律堂，亦並無一處如法者。」所以才希望能有五位如法持律比丘共住，則可令正法重興。因此曾與惺谷道壽（一五八三—一六三一）、歸一受籌（？）、雲航智楫（？）、璧如廣鎬（一五八O—一六三一）結盟，以期如法共住。可惜於智旭大師三十三歲時，惺谷道壽與璧如廣鎬相繼去世，歸一受籌於三十七歲背盟而去，五人而去三人，使得智旭復興戒律運動遭到挫折，猶如槁木死灰。(2) 智旭大師不禁嘆道： 予運無數苦思，發無數宏願，用無數心力，不能使五比丘如法同住，此天定也。 智旭大師對自己持戒、弘戒的成果，不甚滿意。他三十二歲時開始第一次講律，之後，有一段時間曾中斷十餘年，直到五十二歲才又重新講戒。對此事，他曾嘆道： 自癸酉（一六三三）迄今十餘年，毘尼之學無人過問者……真不啻滯貨矣。 他本以為戒律之學早已無人過問，無異是過時腐貨，想不到還有人聞問，不啻是「冷灰豆爆」。雖然當時戒律之學還有人聞問，但他仍感慨自己半世以來彷彿如一盞「孤燈」，而正法衰微得只剩一絲一縷，誰能來傳續此一線正法之光呢？ 智旭大師對自己持戒的看法是如何呢？他自認不能力行戒律，而戒律又是冷門的學科，很少人過問，且學戒盟友多凋零，使他感嘆「毘尼之學，真不啻滯貨」。智旭雖嘆自己不能力行持戒，而弘戒心得是「半世孤燈嘆」，但他仍不遺餘力地講述戒律的重要性及地位。這些觀點在其文集裡屢見不鮮，如「我念末劫苦，破戒為第一。我思救苦方，無越毘尼藏。」「定慧無戒，必落魔邪」等。 如果將智旭大師與大約同時代弘律的雲棲祩宏大師（一五三五—一六一五）、見月讀體大師（一六O二—一六七九）相較，可以發現智旭大師的戒律觀強調的是個人持戒的謹嚴，而非以僧團清規的遵守為主。「清規」是為了適應中國佛教環境的需要而發展出來的，多是叢林組織規程及寺眾日常生活的規則，據傳中國最早的清規是《百丈清規》。有學者指出：根據《百丈清規》，僧侶們應當受持波羅提木叉（戒），是因為了個人的修行需要依止導範，而依從《百丈清規》則是為了組織僧團。(3) 祩宏大師的戒律觀是著重在僧團清規的遵守上，憨山德清大師便曾說道： 戒為基本，基不立，定慧何依？……因令眾半月半月誦《梵網戒經》，及比丘諸戒品，繇是遠近皆歸。……其設清規益嚴肅，眾有通堂，若精進，若老病，若十方，各別有堂。百執事各有寮，……各有警策語，夜有巡警，擊板念佛，聲傳山谷，即倦者，眠不安，寢不夢。布薩羯摩，舉功過，行賞罰，以進退人，凜若冰霜，威如斧鉞。……古今叢林，未有如今日之清肅者。具如僧規約，及諸警語，赫如也。 祩宏大師迫於時勢，而組織雲棲僧團。當時因國家禁止設立戒壇傳戒，而祩宏大師發願重振頹綱，但又不願違憲，所以令僧眾半月半月誦戒，及布薩羯摩。此外，他又設立清規安頓僧眾，令僧眾各有其司、各有所執，重整寺院組織及生活細行，僧眾因此而能知所行止。所以，憨山德清讚嘆祩宏時代的雲棲僧團是「古今叢林，未有如今日之清肅者。」 祩宏大師比智旭大師早幾十年，當智旭二十四歲（一六二二）出家時，祩宏已逝世七年，可是見月讀體則與智旭同時代，比智旭小三歲，同是當時代另一位偉大的律師。近代律師弘一（一八八O—一九四二）曾讚： 儒者云：「聞伯夷之風者，頑夫廉、懦夫有立志。」余於師（見月）亦云然。 見月大師出生雲南，三十一歲出家，三十六歲受戒，並開始閱律，後來隨寂光三昧（一五八O—一六四五）接管寶華山。見月三十九歲參與寶華山的戒期，當戒期結束後，後來有四人從北方來求戒，三昧和尚令香闍黎師為他們受沙彌十戒，之後，三昧隨即為他們受比丘戒。此時見月認為此舉不合律制，便挺身而出，說： 某遵佛制，十師不具，獨受大戒是關係法門。某既任教授，應當遮諫，請和尚稱量，孰是孰非。 於此，見月視當時受戒行為不合律制，即能力爭到底，而得到三昧寂光的讚嘆： 吾老人戒幢，今得見月，方堪扶樹耳。 但在智旭文集中，只見其言律制衰微，當時所行不合佛制，卻難以找到如見月為維持律制，而力爭到底之行，只見他道：「僻處深山，以作傳火之計。」見月四十四歲時，寂光三昧病危，將寶華山交代他負責，上任後第一件事即是「宜速立規條，先革弊端」。於是與寶華山住眾立十事為約，使寶華山能淡泊隨時，清淨傳戒。 以上簡述祩宏、見月大師為復興戒律所做的努力，是較偏向僧團為單位，用清規來檢肅僧眾，令住眾能安住律儀，構成清淨的僧團，而能住持正法城。反觀智旭大師一生，常是自己或與少數盟友、道友、弟子修學，未形成一個僧團，少有大眾共修、共學的機緣。雖然同是身為當代復興戒律者，可是其行徑方式與祩宏、見月所行頗為不一。祩宏、見月大師是以中國化佛教的清規來領眾、整肅僧團以住持正法；可是智旭卻是較偏於規範個人戒行的印度戒律，而非以清規為復興對象。 為什麼智旭大師復興戒律的方法會較著重於個人呢？或許這是與智旭個性有關，由於孤峻的個性，使得智旭選擇獨修、獨學的生活，而未過大眾共修、共學的叢林生活，如同釋聖嚴的研究指出：一生中與智旭較有來往的盟友、道友不過是八位而已。(4) 智旭大師懷著復興戒律的理想，一生持戒謹嚴，過著簡樸淡泊的生活，成為明末佛教行者修行的另一個典範。 【註釋】 (1) 釋聖嚴著，關世謙譯：《明末中國佛教之研究》（台北，學生書局，1988）頁130。 (2) 同上，頁 137。 (3) 李瑞爽：〈禪院生活和中國社會— 對百丈清規的一個現象學的研究〉，收於《佛教與中國思想及社會》（台北，大乘出版社，一九七八），頁 284。 (4) 同 (1)，頁 129-136。